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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火还加微灸工

作者:pg电子官网    更新时间:2021-02-26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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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陶瓷艺术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在众多色彩斑斓的瓷器中唯独没有大红色高温红釉瓷,这是因为红色釉不耐高温,烧制非常困难,被喻为千窑一宝十窑九不成之说,因此烧制大红釉成为世界史上一道千古难题,更是历代能工巧匠们的梦想。2006年8月厦门日源实业成立的大红釉烧制攻关小组终于攻克了因烧制困难,成品率极低的难题,价格大副下降成为中国红釉一支异军。

  中国的瓷器自早期开始,便是以颜色釉装饰为其特征,特别是以氧化铁为着色剂的青釉,曾独霸天下数百年。这是由于受当时技术条件所限,人们无法从制瓷原料中将铁质除尽。而当青釉瓷器出现四百年以后,到了隋代,我国北方窑场终于成功地烧出了白釉瓷器,才最终结束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后当绚丽斑驳的唐三彩陶器问世后,又进一步丰富了陶瓷的装饰风格。宋代是我国瓷业全面逢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各种颜色釉争奇斗妍、光辉灿烂的时代,特别是当钧窑烧出灿若晚霞的铜红窑变釉后,更为我国陶瓷美学开创了一个新境蜀。它使高温颜色釉本身取得了独立的美学价值,已不再仅仅是器物的保护层。

  所谓颜色釉,指的是釉料的装饰颜色,在制作无色透明釉料的时候,加入某些金属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高温下就会呈现色彩缤纷的釉色。如我国传统颜色釉中,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就能烧出祭红、鲜红、宝石红、牛血红等鲜艳夺目的红釉;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又能烧出如豆青粉青、天青、梅子青等“千峰翠色”的青釉;而以钴为氧化物的着色剂,则

  烧出霁蓝、宝石蓝等美丽动人的蓝釉。同一种金属氧化物由于在釉内含量的不同,温度与烧成气氛有别,以及釉中其它化学成份组成的差异,又能呈现出众多不同的色彩。例如同样是以铜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就呈现绿色,而在还原气氛中却呈现红色。唐代长沙窑青瓷上那种绿色花纹,便是铜在氧化气氛中的结果。北宋晚期,河南禹县的钧窑窑工,在1300℃的高温下创造了一种强烈的还原条件,又使铜呈现出红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钧红”。

  呈色虽属于红釉范畴,但严格说是在具有蛋白石般光泽的青色釉面上,杂以红色、紫红色,或深、或浅、或呈斑块状、或是放射状,并非通体红色。但是钧红的烧制成功,仍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它对后来陶瓷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为元、明、清高 温颜色釉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钧瓷成为历代传世珍宝。曾有人用“夕阳紫翠忽成

  岚”来形容钧瓷变幻莫测的美,也有人说:即使对陶瓷器毫无兴趣的美术爱好者,如果看见钧红,也会忽然变成了陶瓷爱好者。至今当地民间还流传着“钧和玉比,钧比玉美”、“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说法。

  ,是在元代景德镇烧制成功的,此时在红釉瓷器上已经不再见到钧窑器物上那种红蓝相间或红中闪紫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净的朱红色。1974年江西景德镇市郊凌氏墓出土了两件红釉瓷俑,两俑身着宽袖袍服,头戴官帽,双手执笏拱立,除脸部、手和笏板饰青白釉外,衣履均为红色。虽然瓷俑身上的红色有些红褐不匀,红色也不够

  鲜艳美丽,但它毕竟是我国制瓷史上首先出现的纯正红釉。从墓志铭上可知,瓷俑的烧造年代至迟应在元代至元四年(1338)以前,它标志着元代景德镇制瓷 艺的进一步成熟。从此红釉瓷器能够自成体系,它与青釉、蓝釉等颜色釉末产成为我国颜色釉瓷中的奇葩。

  如果说元代的纯红釉还处在创烧阶段,那么明代的红釉器就已红完全成熟了。特别是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成功的鲜红釉,色调纯正,釉厚如脂,《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最贵”绝非过誉之词。宣德红釉比永乐鲜红更胜一筹,它虽没有永乐红釉鲜明温润,但红中稍带黯黑,红而不鲜,更显得静穆和凝重。又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如红宝石一样的光泽,耀

  眼夺目,所以又称为“宝石红”(图四六),《景德镇陶录》因此有“宣窑”以“鲜红为宝”之说。

  在景德镇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明宣德年间,有一天皇帝穿着一身红袍,偶然从一件白瓷旁边走过,突然发现白瓷被染成红色,格外鲜艳夺目,于是皇帝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马上烧出这种红色瓷器。然而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纯正的红釉十分不易。正当窑工们屡烧不成眼看限期已到,就要大祸临头时,其中一位窑工的女儿得

  到神仙托梦,要她投身熊熊燃烧的窑炉之中,以血染瓷便 可成功。于是她成人不行,投身入窑,只见一团炽烈的白烟腾空而起,满窑瓷器皆成红色。这个传说虽极富传奇色彩,但如此悲壮的故事,充分说明红釉烧之不易,后人遂以“祭红”命名宣德时期的一种特殊红釉器,即以此纪念这位传说中的烈女。

  别名“霁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佼佼者,其釉面的特点是,红不刺目,鲜而不过,釉不流淌,裂纹不出。清高宗乾隆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称誉道:“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加微灸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的红釉器之所以超越前代而独树一帜,一方面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的恰当次候;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颁布“以红色为贵”的规定有关(《明史?礼志》),虽然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器里,纯正红色的红釉器较少见,但却大量出现了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著名的釉里红器,在红釉器的大家族中,也算得上一枝独秀。永乐时期朱棣皇帝虽普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他仍以红色为贵,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内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甚为罕见,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

  自明代宣德以后,由于铜在高温下烧造工艺标准难于掌握,所以逐渐失传,终明一代再没有得到恢复。红釉瓷器是皇室祭祀先、天地的重要祭器,如《大明会典》“器用”一章中叙及祭祀用器时曾提到:“洪武元年,多以金造……,二年祭器皆用瓷……。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瓷,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这是以青、黄、红、白四色象征天、地、日、月,因此缺少其中任何一色,祭祀将无法进行。而此时鲜红的高温铜红器已不能烧造,所以,嘉靖时期只好改用“矾红”代替,文献上也曾记载说:“鲜红土,未详出何地,烧炼做红器,正、嘉间断绝,故嘉靖二十六年,因上取鲜红器,制难成,御史徐绅疏请以矾红代。”矾红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釉上低温红彩,釉面无论光泽明亮的程度,还是滋润柔和的感觉,都不如铜红的效果,而且矾红彩的釉面极容易剥落,所以价值远不如铜红器那样高。它唯一可取的是在烧造上比较稳定,容易控制,成品率高,其中如“枣皮红”乃是嘉靖红釉的一个著名品种,它风格别具,自嘉靖以后明清两代都曾大量烧制。

  清代是我国陶瓷的黄金时代,此时各种颜色釉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同一种釉色也能烧出不同的色调,如蓝釉有天蓝、洒蓝、霁监之分,青釉有粉青、豆青、东青之别。此外,还有集各种色釉于一器、变化莫测的“窑变”花釉,以及鳝鱼青、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茶叶末等铁质结晶釉。康熙年间还恢复了失传二百多年的高温铜红釉,而且名品迭出,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此时景德镇窑工们对各种金属氧化物呈色规律的熟练掌握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指清代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郎廷极署窑务时烧造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其釉色好似初凝牛血一般鲜红浓艳,并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光亮夺目,极尽绚丽灿烂(图四七)。在西方通称为“Sang de boeuf”,它可与饮誉中外的明代宣德“宝石红”并驾齐驱。郎窑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釉的流动性极大,其口边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体釉面除开有大片裂纹外,还有许多不规则的细小牛毛纹显现,垂流部分更是色浓釉厚,但它们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流过,这些都形成郎窑红的一种独特风格。基于这些特征,在文物界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也成为鉴别真伪郎窑红的一条重要依据。由于郎窑红的釉料制作和烧成温度极难掌握,所以在景德镇流传有这样一句话:“若要穷,烧郎红。”这也是郎窑红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清人许谨斋曾有一首诗赞美郎窑红早:“宣成陶器夸前朝,……迩来杰出推郎窑,……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廊庙光鸿钧。”(《戏呈紫衡(郎廷极之字)中丞》)诗中所言的“红琢玉”就是指郎窑红而言,“贡之廊庙”则说明当时郎 窑红器物曾从内廷专用。结合郎窑红的传世之物,也不难看出,如观音尊、棒捶瓶、穿带瓶、胆式瓶、梅瓶、僧帽壶、高足杯等,无论其造型、釉色皆鲜红浓艳、雍容华贵、气度非凡,应该都是宫中陈设之物。

  使红釉瓷器的烧制在清代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兴旺的盛况,除郎窑红外,还 许多名品种。陈浏(寂园叟)在其《陶雅》一书中曾列举当时的红釉品种有十多种之多,它们或因其形色近似某种事物,而名之为“鸡血红”、“生血红”、“豇豆红”、“桔红”、“宝石红”、“珊瑚红”、“胭脂红”等;或因其制作方法不同而名之为“铜红”、“抹红”、“吹红”、“矾红”等;或以其使用性能而命名为“祭红”;或以其烧造的主管人使隐患如“郎窑红”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在这些著名的红釉中,一种比郎窑红更为名贵的高温铜红釉,即康熙朝的“豇豆红”也熠熠生辉。

  在色调上与郎窑红那种有如牛血一般浓艳的红色正好相反,它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素雅清淡,柔和悦目,因红釉中多带有绿色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故得此名(图四八)。此种釉色本是烧制过程中的变化所致,然而绿色斑点在浑然一体的红釉中,却也别具情起。它们有的在匀净的粉红色中泛出深红的斑点,有的则在浅红色中现出绿斑,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清人洪亮吉诗)的奇观。豇豆红的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釉色通体一色,洁净无瑕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而含有深浅不一的绿色斑点,就是“豇豆红”,还有人称之为“美人醉”;色调再浅些的被称为“娃娃脸”或“桃花泛”,它虽不如深者美艳,但也有幽雅妖嫩之态;再次者色调或者更浅,或有晦暗浑浊,就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一种红釉竟有如此变幻莫测的色调,称得上千古之奇了。

  豇豆红在欧洲有专名为“Peach Bloom”(桃花红)。它之所以蜚声瓷界,珍贵无比,一方面是由于其釉色如婴孩双颊微赤,美人初开笑颜;或红似海棠花初放,桃花绽开;或如早霞朦胧,旭日东升,富有无限诗意。另一方面也由于烧成条件极难掌握,是铜红釉中最难烧的一种。根据科学分析和显微观察的结果表明,烧制豇豆红必须重叠挂釉两三层,它即需使用还原焰煅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方能出现那种复杂微妙的绿色或桃红色,可说是巧夺天工。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烧有此品种,而且是专供宫廷御用之器。传世吕中绝无大器,主要以文房用具为主,如菊瓣瓶、柳叶瓶、太白尊、石榴尊、笔洗、印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款,所以更为珍奇。

  “郎窑红”是我国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豇豆红”则是铜红釉中最为名贵的一种。这些釉器均在清代烧制成功,结束了明代以来近二百年红釉器哀落的局面,可谓功在千秋,从此我国陶瓷的彩釉装饰出现了更加繁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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